所以在我的印象中，上饭馆吃饭不是“二流堂”聚会的风格。

一九八六年秋，我们家搬到了西城区大六部口街14 号。一座交通便利、宽大敞亮、景致优美的四合院，“二流堂”的聚会在这个院落里走向了最后的时光——一九九五年二月，爷爷走了。秋冬，张姨走了。在他们之前，胡考先走了一步——爷爷不在了， 那座漂亮的院子暗淡了很多，可“二流堂”的聚会照旧在我们家举行着，我们家的蜜汁蹄髈和罗宋汤依然是桌上的主菜，但这已经像是大幕落下前的“尾声”了。

“二流堂”的阿姨们

有人说，一个夏衍、一个吴祖光、一个唐瑜，有了这三个人，就足以把“二流堂”从重庆搬到北京，此言不虚。一九九五年，爷爷去世后，我们仍然住在六部口的老院里，“二流堂”的老堂主唐瑜在我们家住过一段时间，他是“party 控”，在爷爷留下的漂亮四合院的宽敞客厅里招待朋友们，唐老人开心极了、乐此不疲。他先是由爷爷的纪念日想出题目来，继而发展到每周都要搞一次聚会。

有老朋友的日子永远是热闹的，即便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唐瑜一家在加拿大，黄苗子、郁风夫妇在澳大利亚的时候，“二流堂”的聚会也没有停下来过，移师到胡考家举办，因为有他漂亮的夫人张敏玉做主厨。

“一流人物二流堂”的聚会，之所以能够“动京城”，因为来的都是响当当的一流人物。当然，有才子的地方，一定会有佳人，她们的欢声笑语更是不可少。郁风、沈峻、张家姆妈、高汾、张敏玉、吕恩、李德秀……都是聚会重要的成员和参与者。在这块大色版上，她们是最活泼、最跳跃的颜色，把整个底色都提亮了。

他们这群人里从来不缺“毒舌”，胡考可以算是一个。他老人家足不出户，甚至不出屋，在太太的精心呵护下，红光满面， 气定神闲，每日坐在大画案前画画、写字、打通关。一般来说， 吴祖光只要一开口，所有人都成了听众。可是，胡考要么不说， 要说出来往往不仅是一针要见血，而且直接戳到了骨，所以，他们在一九五七年都成了“右派”。

胡考解释自己逛街的爱好：“世界上有两类人爱逛街：艺术家和女人。”胡考的儿子回忆，五十年代初，他父亲喜欢到丁玲那里谈天说地，他们很投机：“父亲对我说，女人都不会聊天。天下会聊天的女人极少，丁玲算一个。”这一评价，一下子让人联想到“文小姐武将军”，这不是白来的。

那时候，丁玲的生活很阔绰，她小声对胡考说：“我一个月要一千块开销。”在当时的作家中，只有她和巴金不领工资，这在当时是天底下少有的豪迈！“她除了有稿费还有奖金，《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得到斯大林奖金四万多元！可以买五座‘艾青小院’！说‘一本书主义’名利双收，绝不为过。”（胡小胡：《我的父亲母亲》）看来，丁玲的奢华在当时的朋友圈是出名的，据说， 在全国发布票的年代，丁玲家用的就是厚重的落地窗帘，见过的人不禁赞叹道：“丁玲家好洋气哦！”这一笔对于丰富鲜活的丁玲，是多么精彩，多么重要。否则，我们无法领略蒋勋所描述的，那个站在芝加哥最高顶层上的丁玲，望着一屋子的貂皮女，抽烟、时髦而颓废，她对蒋勋说：“当年我在上海就是这样。”她的那种“平静”是有底气的。

但是，无论怎样，丁玲给我这一代人留下的印象，仍是大难过后光彩凋零的老太太，她曾经的风采，我无从想象。而真正让我领略到她们那一代人审美品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