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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资企业天生就竞争不过外资企业?

来源:广搜网  日期:2021/1/13 22:31:42   浏览次数:    我要收藏

中资企业天生就竞争不过外资企业?
                      来源:澎湃新闻
中国经济发展必须依赖引进外资?中国经济对外资的依赖是如何形成的?
作者 | 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


在自由贸易也就是发展中国家没有对价值链高端实施关税保护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企业凭借着技术、生产率、品牌和管理等诸多方面的绝对优势,必将摧垮发展中国家的价值链高端产业,这就是目前的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从落后走向发达的过程中都采取了贸易保护的原因。
而在发展中国家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情况下,如果对外资不采取适当的限制措施,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会更加轻而易举地摧垮发展中国家的价值链高端产业。这是因为,在自由贸易但没有直接投资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企业将不得不使用成本高昂的本国劳动力进行生产并与发展中国家低劳动力成本的产品进行竞争,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发达国家产品的竞争力;但在直接投资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可以直接使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与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展开短兵相接的直接竞争,发展中国家民族企业仅有的一点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就荡然无存了,其大部分价值链高端产业在没有走出国门之前就被发达国家直接“剿灭”了。
上述情况就是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我国政府不仅没有采取足够的产业政策对作为“幼稚产业”的本土高端产业进行有效保护,反而对外资采取了税收优惠、廉价出让土地、压低劳动报酬、降低环保要求等一系列对中资企业不平等的政策,大力引进外资,从而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形成了过度依赖外国直接投资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
那么,是否中资企业天生就竞争不过外资企业,因而中国经济发展就必须依靠外国直接投资呢?
路风和余永定的研究说明,在华外资企业在中国之所以比中资企业表现出更高效率的竞争力,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挤出效应和政策扭曲。
一方面,挤出效应是指占据技术和生产率等诸多绝对优势的外资获得高回报的投资项目,而许多中资企业由于无法在获得这些项目上与外资竞争,只好把资金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并尽可能地增加投资量。这是中国始终难以摆脱外延式增长的原因。
而另一方面,在华外资企业的竞争力(表现为较高的赢利能力)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中国为吸引外资而执行的一系列超国民待遇的政策扭曲环境所造成的。
这两方面的原因都说明,大部分中资企业在本土竞争不过外资企业与政府的政策有直接关系。中国经济对外国直接投资的这种高度依赖是如何形成的呢?
路风和余永定引用岳健勇、黄亚生、周黎安的研究成果对此进行了说明: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处于转轨和发展的双重矛盾之中,多种瓶颈致使国有企业及其管理体制的转变,无法像急于加快经济增长的决策所期待的那么迅速。于是,借外资之力来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并摆脱无法在短期内克服的体制改革之困,就成了引进外资的重要动机。当保持高增长率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目标后,以当地GDP增长绩效作为衡量政绩标准的“晋升锦标赛”,更使各地“招商引资”的竞争成为不计成本地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一大动力。
但是,这些研究没有注意到,我国货币发行的美元化是造成各级地方政府不计成本地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另一重要原因:当外汇占款成为人民币发行和信贷的基本途径时,地方政府只有搞到美元,才会有发展的资金;而搞不到美元,该地区将因缺乏资金而无法发展。我国货币发行的美元化驱动着地方政府竭力引进外国直接投资。
显而易见,无论是理论逻辑,还是来自实践的经验证据,都证明外资企业不是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组成部分。路风和余永定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增长对外资产生依赖的真正原因是政府把依靠外资当作实现发展的手段。
这个结论可能会令某些人震惊,但在笔者看来,这是不可争议的现实。2006年1月我国提出的自主创新战略不仅没有遏制这种趋势,反而遭到了在社会上流行的下述论调的坚决抵制:在华外资企业就是中国企业,在华外资企业的创新就是中国的自主创新。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高度依赖外国直接投资必然会成为“新洋务运动”的突出特征。对待外资的不同态度是决定晚清洋务运动失败和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重要因素。近代史上,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炮舰政策的胁迫下,日本和中国一样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因此,对外资的不同态度就成为两者之间产生重大差别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由于日本人痛恨为外国人办事的本国人,所以,在当时的日本,根本就不存在买办利益阶层生存的土壤。对明治政府来说,不论是发展军工产业还是发展民用产业,一个基本的原则是:日本领导者们害怕日本在经济上受到外国资本的控制,而没有引进外资。
而对于已经进入日本的外国直接投资,明治政府的目标也很明确:通过支持日资企业,把外资企业排挤出日本。例如,日本政府通过扶植和资助三菱汽船会社,在19世纪70年代打败了势力强大的美国的太平洋邮船公司、英国的半岛东方轮船公司,把外国势力从日本沿海航线上彻底赶走了。
独立的工业体系不但是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清政府的经济基础,而且也是日本在1911年废除外国列强强加给自己的不平等条约的前提。
但与日本对外资的态度不同,清政府的目标却是“稍分洋商之利”,并给予洋商、洋货“超国民待遇”。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外国资本不但在“洋务运动”时期控制了晚清时期中国的大宗产品出口,而且在晚清时期的中国国内获得了“超国民待遇”。
正如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指出的,“自道光二十二年即1842年,清政府在该年签订《南京条约》。大开海禁……洋人各货……迨咸丰八年十一月中西重订条约……每百两征银二两五钱……斯乃体恤洋商,恩施格外,较之华人其获利厚矣。……于是,洋商获利,华商裹足不前,迫令纳费洋人,托其出名认为已化,洋商坐收其利……同一洋货,在洋人则无厘捐,在华人则纳厘捐”。
也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晚清时期中国的轮船招商局与英国太古、怡和洋行签订的“齐价合同”不但使这两家外资企业的实力大大超过轮船招商局,而且也因其合同的垄断性质扼杀了其他民族资本发展现代航运业的可能。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这种依附于西方列强的洋务运动彻底破产,其教训值得我国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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